《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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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的视角中,农村问题等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等于农村问题。怎么提供足够大的“发展”使得农民和农村资源有新的加入经济的角色。
在理想视角里面,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单向的农村劳动力被城市需求转化为城市劳动力的过程,而城市劳动力是由现在的出口需求支撑的,这种支撑可以持续吗,如果不是,如何持续下去。
温铁军的研究展示出一种调研大于理论的求真风格,仅以农村纪实的叙事角度来看,也是很好的文本资料。
二 谁反对全球化?
我在国外接触的大多数NGO(非政府组织)都认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全球化的推进者。 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是反对全球化的。由于发达国家是在一个与中国不同的语境中讨论问题,因此,这个说法值得分析。
又是一个把褒义词变成中性词的例子
三 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复苏
所以,今天很多非政府组织上街搞反对全球化的游行示威的时候,可能没搞清楚他们到底反的是什么。
第三章 不破不立:解构现代化
借用他的故事是打算说明,我们把感性认识转变成政策思考已经不容易了,如果希望上升到理性高度,转变成所谓的理论,那就更困难了,尤其需要很多的调研积累。
四 溯源:西方现代化的真相
所以,我们高度评价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的是有效的经济,循环经济,不能盲目地鼓吹消费主义。
不消费怎么发展?现在有没有第二个答案。
七 我们到底要什么
当这么多方方面面的情况错综复杂交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反思,我们现在普遍认同的这一套现代化的话语指明的方向,真的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吗? 再说了,有机会你去看看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贫民窟,会发现之所以我们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恰恰就因为咱们是城乡二元结构,恰恰就因为现在的制度是给农民按人平均分地。 如果农民真的彻底离开农村,家里那块地就没了。 所以尽管开放农民打工已经12年了——1992年取消粮票以后就出现了4000万以上的农民工,从那时起大规模的流动打工就开始了,但是现在12年过去,流动打工仍然是流动打工,定居下来的很少。 假定我们想加快提高城市化率,让这些人定居下来,至少应该先去看看墨西哥实现的城市化率有多少是出现在贫民窟的。 这种城市化你是要呢,还是不要?如果说要实现良性的社会治理,都给这些人提供社会保障,那咱们有这个财力吗?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提法只要拿到发展中国家一衡量,就会发现都是问题。 因此我才觉得,作为和这个国家一起长大的一代人,我们应该趴下做年轻人的垫脚石,让他们走过去。 我们能提供垫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反思,是我们的解构,是我们对这一套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话语的认真思考。
二 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比较分析
苏联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也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是无情的肉体消灭。 布哈林在20世纪20年代即揭示出原始积累对于后发达国家的必然性。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曾经指出,发达国家与后进国家在原始积累过程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依靠商业资本的市场渐进过程,而后者则是国有企业对农民进行不等价交换的计划过程。 尽管布哈林和联共(布)党内一些人反对以国家的名义剥夺农民,但世界上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让自己的人民承受了自我剥夺的历史性痛苦。 无独有偶,中国人忽视了布哈林主义,但其积累过程却仍被布哈林不幸言中。
五 选择:应对“入世”挑战的另一套政策
因此说,中国的基本国策应该强调一条,叫“就业最大化”。 无论谁作为中国的领导者,只要你心里没有那9亿农民,没有那2亿多过剩劳动力,光想着追求什么现代化的东西,解决不了他们的就业,早晚你也待不稳。 所以,我多年来一直呼吁就业最大化应成为基本国策。任何高科技,如果是节约劳动,那么对不起,你就不能算适合中国的技术。 所谓发展适用技术,就应该适用于我们目前劳动力过剩这种基本国情,亦即要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之后,强调以就业最大化为基本国策,否则,我们必会遇到大麻烦。
第十二章 财政支农的概念和问题
讨论现实问题不能意识形态化
四 财政支农的台湾经验
如果纯粹讲市场经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地区的农业就不可能保得住。
市场化行不通的具体证据。
三 中国的金融风险防范与公司治理问题
我们到底如何看待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企业改制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分析中国从国家资本向部门垄断资本转化之后国有企业产权的实质?
第十五章 农村财税、金融改革和贫困问题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要面对4亿多农民去征税。这个情况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就是交易费用太高。制度学派立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交易费用。
第十七章 西部开发的两个思路
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讨论,一直有两种思路:到底是依靠外需为主,还是通过努力扩大内需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时至今日,依旧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二 亮剑:全面提高对农村改革试验的认识水平
股份合作制的发祥地,就在山东周村试验区。 周村的股份合作制并不像西方那种私有制,而是集体经济的不同实现形式,农民作为成员对集体经济的财产收益权,是通过股份合作制来实现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股份制的论述,首先要承认农民的产权,才能够形成集体的产权。 周村股份制改革是“先有长行村,后有王村镇”。就是集体经济的所有权维持不变,把价值形态的财产做股量化到每个农民头上。 长行村是1984年大包干的时候,就把当时集体积累的几百万元固定资产做股量化到每个农民头上;王村镇1992年把镇办企业资产按各村村民代表大会代行股东代表大会的形式,让村集体按股占有乡镇级企业的资产,这就解决了镇级企业产权不清的问题。所以,周村人的创造有全国意义,甚至有世界意义,解决了中国式的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同时又兼顾个人财产权利的难题,这是西方人做不到的。
和大锅饭的区别在哪。